在不久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亚洲区男排资格赛中，中国男排0：3脆败于亚洲冠军伊朗队，自北京奥运会以东道主身份冲入前八名之后连续三次无缘奥运会。对比亚洲霸主伊朗队，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其一，从比赛过程来看，中国男排与伊朗男排的差距主要在于技战术层面，而不在于精神。临时从洛萨诺手中接队两个多月的沈富麟出色地完成了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任务，队员们的精神面貌也值得肯定。可是，从最终的决赛来看，中国队在技战术层面与伊朗队的差距明显，此前奏效的用“情绪带动技术”的办法也完全失灵。

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交锋中，伊朗队并未全力以赴，比赛场面还比较接近。到决赛时，志在必得的伊朗队拿出针对性研究得出的“破敌攻略”，中国队就难以招架了。他们首先抓住了重炮手戴卿尧一传不稳的“命门”，用“找人找点”的发球全力冲击。站在戴卿尧身边的刘力宾只能自保，无力支援队友。中国队的一传失控之后，快攻也难以组织起来，一败涂地。第二局老将崔建军代替戴卿尧首发，虽然一传有所好转，但是进攻乏力。第三局戴卿尧再度首发，中国队的一传再度陷入困境。

在防守体系上，伊朗队也遥遥领先。他们的队员防守面积大、移动速度快、后排保护好，在扑救方面整整领先中国队10次。在进攻方面，伊朗队更加快速、立体。尽管强攻手的绝对个人实力不一定强于中国球员，却能利用吊、捅、抹等多种进攻方式冲击中国队防守取位上的漏洞。此外，伊朗队的整体节奏明显快于中国队，有时哪怕冒着配合失误的风险也不愿降低进攻的速度，而中国队的节奏明显慢半拍。相比之下，我们却没能找到伊朗队的弱点，无法给他们制造足够多的冲击和威胁。

平心而论，功勋老帅沈富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把队伍带成这样已属不易，其勇可嘉，其情感人。然而，双方在技战术体系上的差距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中国男排屡屡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恐怕也与缺乏由胜利的积淀锻造的自信和果决有关。近年来，中国队在亚锦赛、亚运会等正式洲际比赛中没有品尝过冠军的滋味，在世界赛场上也是输多胜少。相比之下，伊朗男排在亚洲连续称雄，在世界赛场上也常有战胜强队的表现，这样的差距可能是江川在决赛之后所言中国男排的心理包袱产生的原因。

其三，中伊男排更深层次的差距也许在于，我们未能像对手那样明确定位、找准方向并持之以恒地付诸努力。

在伊朗排球协会官方网站上介绍伊朗排球发展的文章里，作者总结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赛事和伊朗联赛的举办和发展，另一个则是一大批优秀外籍教练所提供的帮助。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伊朗排球就开始了“洋务运动”。1991年，苏联著名教练、世界排球名人堂成员布加延科夫应邀前往伊朗执教。从1991年至2007年，布加延科夫执教过不同年龄段的伊朗国家队，并帮助伊朗发掘有天分的排球运动员、培养教练员，还促成了很多友谊赛和邀请赛的举办。此后，伊朗男排先后邀请过来自日本、古巴、韩国、塞尔维亚和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的教练执教。2002年，在韩国教练朴基源的率领下，伊朗男排时隔44年重夺亚运会银牌。2011年，阿根廷名帅贝拉斯科接手伊朗队，随后率队两夺亚锦赛冠军和2014年世锦赛第六名。在洛萨诺的率领下参加了里约奥运会之后，伊朗男排又在现任主教练科拉科维奇的率领下夺得了2018年世界大冠军杯赛的铜牌。

一路走来，伊朗男排也遇到过低谷，但对于聘请国际名帅这个发展方向非常坚决。多年以来，伊朗队各级国家队坚持以聘请外教为主，使得各层面的国家队技术风格相对统一。加上不断学习借鉴国际最新的打法和理念，并且延展到地方俱乐部队，时至今日，收获满满。相比之下，中国男排向世界先进水平学习的窗口才刚刚打开。洛萨诺虽然未能率队达到目标，不应影响我们对中国男排定位和发展方向的判断。

其四，中伊男排的差距或许还体现在联赛和普及层面。伊朗裁判法尔哈德告诉记者，排球在伊朗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足球，也深受青少年喜爱。伊朗男排超级联赛有14支队伍参加，次级联赛有20支队伍。联赛的水平不错，伊朗排协也鼓励球员到海外更高水平的联赛打球。

目前，中国男排超级联赛的队伍也是14支，而水平参差不齐，比赛强度和竞争性都有所欠缺。江川在中国队输给伊朗队之后也坦言，需要更多像国内联赛冠亚军决赛这样高水平、高强度比赛的磨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