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足球传媒江湖：
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
本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858期《中国新闻周刊》
过去，还在《人民日报》体育部担任一线记者时，汪大昭采访业内老前辈，他们说，害怕有生之年看不到中国足球好的一天了。汪大昭说，不会啊！现在正在往上走。
现在，他觉得这句话在他身上好像已经快要应验了。
不过，《足球》报社长刘晓新没有那么悲观。他觉得，过去中国队世界杯没出线是灾难，现在是谈资，这其实是人们的心态发生了良性的变化。而他们作为记者，见证了中国足球的整整一个时代和“8000足记”的光荣与梦想，这就够了。
甲A元年与“野报”元年
1994年，是中国甲A元年。
1991年底，巴塞罗那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决赛在吉隆坡举行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体育的李铁映在足球工作会议上指出：职业化就要一步到位。
国奥兵败吉隆坡之后，江泽民直接打电话给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了三个字：“败不馁。”这三个字传遍了足球界。
伍绍祖亲自约见媒体界人士，听取建言。时任《人民日报》体育部记者汪大昭也在其中。伍绍祖全程让大家畅所欲言。
汪大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领导层的想法很积极，有些从现在看来甚至可以说是操之过急的。但体育本身就不是一件太冷静的事情，有时需要冲动。
不久，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成为时代强音。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以改革为主题的工作会议，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
根据这一精神，1994年甲A联赛成为职业联赛。联赛与国际接轨，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实行主客场赛制。新的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提出，国家队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进入世界杯16强。
先有鸡，后有蛋。
1994年之前，中国足球只是专业队的事情，足球媒体更是一个寂寞的行业。1994年，足球媒体应运而旺，突然进入井喷时期。只要是谈足球就有人看，说的是什么不重要，谁办都会赚钱。足球媒体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
很快，足球传统重点地区都有了专业足球报刊或以足球为重点的体育报刊，有名有姓的就有几十种，发行量小的几万，大的过百万。其中的佼佼者有：广州的《足球》、天津的《球迷》、沈阳的《球报》、长沙的《体坛周报》等。
南国“一哥”
《足球》报是无可争议的“江湖一哥”。发行量单期过百万，每期卫星传版到全国各地分印点，同时开机印刷，一大早送往各个报摊点，哗哗哗往出卖。
当时，足协要办一份《中国足球报》，用来对接国际足联媒体委员会定期给所有会员的内部通讯。《足球》报找到足协，想利用这个机会升格，在报名前加上“中国”二字。但根据规定，国字头报纸的注册地必须在北京，而《足球》报的注册地在广州，因而没有运作成功。
1995年1月，《足球》报总编辑严俊君在“新年宣言”中提出，要“有野心，办野报”，不做听话的“驯报”。
在严俊君看来，体制内媒体要反映不同的意见，更要体现主流的声音。所以《足球》报不要做“家养”的，要保持野生之态，这样面对问题的时候就好说话了。
这一年，甲A联赛期间，四川全兴队战绩不佳，面临降级。严俊君考虑，四川是体育大省，如果四川的足球上去，对整个中国的足球发展有好处，《足球》报在四川的发行量也将稳步上升。为此，《足球》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保卫成都》。在此号召下，成都开始了“全民救亡运动”，并保级成功，当夜，满城欢腾。
严俊君意识到，不公平的裁判对一支足球队的伤害是巨大的。报纸花了10万块钱，买到了裁判“黑哨”的证据。一时间，《足球》报在四川的发行量从11万迅速增加到22万。严俊君的名字在四川家喻户晓。
不过，在汪大昭看来，“保卫××”的提法很“小报”。一支球队只有凤凰涅
1996年1月，《足球》报又刊登了《请出“石敢当”
因为“办野报”、打“假”，《足球》报和足球界上下屡有冲突，但严俊君总有办法与之达成和解。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足球》报对中国足球的问题是比较敢说话，但这是一种“小骂大帮忙”，要骂得实事求是，骂得人家接受甚至高兴。
在汪大昭看来，严俊君固然长袖善舞，更重要的是足协也不希望看到《足球》报出问题。
汪大昭在北京，和高层接触较多，严俊君很在意，经常跟他通电话。一次，《足球》报要刊登足协主席袁伟民的讲话，严俊君半夜三更给汪大昭打电话，核实情况。
汪大昭觉得，地处广州的《足球》报受香港媒体的风气影响，总是打擦边球，有先天的迎合读者的小报格调。有几次，头版头条大标题刊出的报道，结果却查非此事，被要求公开辟谣道歉。“假的比真的好卖。”汪大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是，《足球》报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最辉煌时的影响力，无出其右者。该报虽然是广州体委和《广州日报》合办，却自始至终独立经营，敢于冒险，赚得盆满钵满。在那个媒体尚未走出行政化的年代里，其市场化取向无疑有着不可否定的正面作用。
湖南“小报”
也是在1994年，后来在足球评论界暴得大名的周文渊开始专攻足球。
1991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教师周文渊辞职，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任职。闲暇之余，开始尝试给体育报刊投稿。他的投稿未获“江湖一哥”《足球》报青睐，却引起了一份位于湖南的小报《体坛周报》的关注。
《体坛周报》1988年成立，是湖南省体委的机关报，一开始发行量只有5000份。但一出生，它就以自己的专业水准吸引了一批铁杆球迷。
受总编瞿优远和编辑彭金枝的赏识，周文渊开始了与《体坛周报》的长期合作。当年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校学生的张斌也是这么被彭金枝发现的。
甲A职业联赛开始后，上海申花队这样的强队开始涌现，还出现了明星教练徐根宝，明星球员范志毅、祁宏、申思等。周文渊变成了《体坛周报》在上海的一个主要作者。因观点犀利，他的足球评论常被刊登在头版，有时甚至是整版刊发。
1995年，周文渊发表《给范志毅定位》一文，认为范志毅当后卫大材小用，提出“解放范志毅”，让他打中场。同年，范志毅就打上了中场，在甲A踢进了15个球，获得了当年“中国足球先生”称号。周文渊听说，徐根宝对媒体很重视，每到周二，就派人去报摊买齐15份体育报纸，他相信徐根宝至少看到过这篇文章。
在汪大昭看来，与《足球》报由资深业内人士撰写专业性评论的路数不同，《体坛周报》的这种风格在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吃香。后来《足球》报的评论也开始向业余大众倾斜，培养出了一批“网红”。
汪大昭觉得，直到今天，周文渊看足球也是一半在里一半在外，但他眼界比圈内人更开阔，结论虽时有跑偏，但读者不在乎，越锋芒毕露越喜欢。
金州只相信激情
1997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强赛在大连金州举行。一时间，足球媒体空前发达。李承鹏等一批年轻足球记者、足球评论员开始脱颖而出。这批足记大多来自体制外，足球理念和话语方式与老牌记者完全不同，多以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去解读足球。
赛前，周文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国足主教练戚务生的训练方式：用狼狗把门、一天一个万米跑，等等。文章猜测，可能因为输掉了两场大的比赛，受到了上面领导的压力。《体坛周报》因此被国家体委的一个内参点名批评。
此后，周文渊的文章在十强赛期间时常遭到删改。他对此感到不满，和《体坛周报》的合作出现了裂痕，将尖锐犀利的文章都用笔名投给了《体育参考》。时任《体育参考》总编室主任刘晓新说：“周老师，你写，我们新华社可不怕他们。”
刘晓新也是1994年开始自己的足球生涯的。那年，他辞掉了衡阳商业干部学校的教职，南下广州，开始了十多年的“南漂”生活。他先后去《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体育部寻找机会，最终进入了新华社广州分社创办的《体育参考》报。
除了是个有胆量的编辑，刘晓新还是个有激情的球迷。他的职位没有出差采访任务，就自掏腰包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到大连，看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国际足球赛事，和大家一起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边唱一边流泪。
圈内认为，这么多年过去，事实上最强的一届国家队就是1997年的这支国家队，高峰、郝海东、范志毅……每一个球员都特点鲜明，每一个位置都拿得出手。
但时运不济。中国队最终2：4负于伊朗队，没能出线。
《体坛周报》《足球》等报纸曾经拥有大量的粉丝。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