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晶报
纵观深足俱乐部20多年发展历程，“改革”二字就如同基因密码烙印在身体里一般，不显山不露水，但总会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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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制时代： 取经欧洲，中国首创
深足俱乐部“生于”1994年1月26日，却是孕育自1992年6月下旬的“红山口会议”。
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而深圳作为中国足协指定的12个足球改革试点城市之一，筹备成立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工作早已进入倒计时阶段。
时任深圳市体育发展中心主任的容志行正焦急等待着欧洲传回来的声音
当时容志行主持成立的深足筹建小组，包括刘洽壬、郭尚标、李少辉等人。其中刘洽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作为全国12个足球改革试点城市的代表之一，于1993年夏天飞赴欧洲考察职业足球。
考察期间，荷兰与丹麦的会员制足球俱乐部模式让刘洽壬眼前一亮。
“我们参观了埃因霍温等俱乐部，发现会员制值得借鉴。埃因霍温当时有十几个常任会员，都是很有实力的财团。他们每年支付一笔会员费，足够俱乐部的开支。”刘洽壬说，“会员制有利于俱乐部的稳定，不会因为更换了老板，就影响了资金来源。”
的确，“资金来源”是当时困扰容志行等人最大的难题。据刘洽壬回忆，按照最初的设想，深足俱乐部要采用中外合资股份制模式，可这在资金来源、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欧洲考察回来后，经过大家的研究，最终决定采用会员制。
所谓“会员制俱乐部”，即会员通过每年缴纳一定的年费换取诸如俱乐部季票、活动参与权、小礼品等福利，同时还可以获得对俱乐部重大事项的表决权，如对俱乐部管理层选举的投票权。不同于股份制俱乐部，会员制俱乐部的拥有者是全体会员；俱乐部不会被某集团或私人所垄断；管理层也不能对俱乐部事务独断专行，他们只是履行任期内的职责。
在容志行等人的努力下，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于1993年11月15日正式批复并同意成立深圳市足球俱乐部。1994年1月26日深圳市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首家会员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深足的会员招募工作比较顺利。
团体常任会员方面，香港中建集团有限公司三年总共投入300万元，宝安金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三年投入110万元。深圳龙的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广州南沙浩业疏浚工程公司，三年共投入100万元。深圳四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郑铁实业发展公司都是三年总投入90万元。
还有许多团体会员，如招商局蛇口通讯公司、深圳卷烟厂、东莞市江陵冷气安装工程公司、天时印刷有限公司、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等。天时印刷有限公司的三年会费是15万元，剩下几家企业的三年会费是9万元。
个人会员也非常踊跃，其中有12名个人会员均支付了3万元的三年会费。这些被载入史册的会员是马决、金伟、匙艳明、温义新、张天生、陈启辉、沈雨、彭海科、陈武、梁田托、戴仲伯、陈岱鹏。
深足挂牌成立后，还新添了少量的常任会员与个人会员。
俱乐部成立之后，凭借着容志行和主教练胡之刚的号召力，来自上海、辽宁、河北、四川、八一等球队的队员前后加盟了当时还是乙级队的深足。其中包括刚刚交出国家队队长袖标的朱波。
当时33岁的朱波顶着“亚洲第一右后卫”“国足队长”的光环“下嫁”深足，堪称是万人空巷的大新闻。
据朱波回忆，当时决定南下深圳有几方面的原因，既因为“抹不开”容志行、胡之刚的“情面”，也有自身“部队转业”的考虑，更想挑战一下自己，“赶了职业化的尾巴”。
当时（1994年左右），朱波在八一队的工资标准是700-800元/月，到了深足工资一下子涨到了3000元/月，还不包括比赛奖金。所以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中国足球圈流传开了，“踢乙级的深圳队，球员工资待遇比当时的甲A球队都高”！
而“容老板”容志行，历任深圳市体委主任、体育发展中心主任、体育局局长，当时的工资也才“几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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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
在商言商，全面市场化
在朱波、江洪、纪捷等球员的努力下，深足三年完成乙级、甲B、甲A“三级跳”，创造了职业足球领域的“深圳速度”。
暗流涌动，升上顶级联赛的深足俱乐部发现，仅仅依靠会员们的会费，已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
时任俱乐部常务副主任的曾国强回忆：“1994年，380万元够花了；1995年，会员的会费有点缺口，深圳特区报社出50万元购买了胸前广告，补上了；1996年会费加招商不到800万元，找市体委借了200万，也算勉强持平，但已经很拮据。”
1997年赛季前，他算了一笔账，如果球队要重返甲A，预算至少需要3200万元。方案报给容志行，容志行发愁了：“我上哪给你弄这笔钱呢？”
当时大家就深足俱乐部的发展已经达成共识
容志行将俱乐部遇到的困难向时任市委副书记李容根汇报，没想到李容根很快就为俱乐部找到了出路
1997年，平安保险以3900万元的价钱入主深足，最初的“会员制”圆满画上句号。据容志行回忆：“平安入主后，我们给每个会员都退了会费，还回报了最高40%的利润，所有会员都无怨言，有人甚至说，‘早知道就投个几千万’……”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据说当时平安最早定下的收购金额是3800万元，结果董事长马明哲拍板：“因为容志行，我们多付100万元！”
从此，深足俱乐部进入了完全市场化的时代。
1997赛季，球队更名为“深圳平安队”，以甲B联赛亚军身份重新升入甲A。
1998赛季中途，深足聘请刚刚率韩国队出战法国世界杯的车范根担任主教练，开中国俱乐部聘请世界名帅之先河，引起轰动。
同年，国脚谢峰转会深圳平安队。谢峰当时在深圳签的合同规定薪水是两年31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惊人的数字。据说后来谢峰最后悔的事，是当年没买下自己在百花社区租住的房子，“那个房子有110多平方米，2000年时房东说你干脆买了得了，才50多万（仅相当于他4个月的工资）。但我还是没买，现在好像那房子得1000多万了吧……”
投资足球的平安保险则做了一笔超级划算的生意。据知情人士的说法，平安保险从1997年初以3900万元收购俱乐部开始算起，每年为俱乐部投入约4000万元，6年时间，累计投入近3个亿资金。让我们再看看平安保险1988年成立时，注册资本为4200万元；1997年初完成股份制改革，注册资本为15亿元；2003年初集团化，注册资本增加到24.7亿元；2004年在香港上市，年营业收入已经近7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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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摘牌制”
打包收购火车头
6年间，深圳平安队在强大资金和现代化管理的支持下，成绩稳步提高。1997赛季获得甲B亚军，1998赛季重返甲A并惊险保级，1999赛季排名甲A第十二名，2000年甲A第九，2001年甲A第五，2002赛季在获得半程冠军的大好形势下最终屈居甲A亚军。
完成自我改革的深足俱乐部，资金不再是问题，“怎么把钱花出去”成了摆在面前的新问题。按照当时甲A联赛的“摘牌制”转会制度，1998赛季仅列甲A第十二名的深圳平安队，在摘牌大会上的位置是比较靠后的
1998赛季结束时，20岁的李玮锋已经当上了国奥队队长，还入选了霍顿的国家队，北京国安俱乐部也再次向他发出了邀请。尽管后来深足俱乐部通过努力做通了李玮锋本人以及家人的工作，但“摘牌制”带来的风险依然存在。
就在这个关键节点，时任球队副领队的李宏文出了个主意
当时已经降入乙级的火车头队，拥有一批1977-1979年龄段的年轻球员，除了李玮锋、鲍文杰是当年留学巴西的健力宝青年队球员，还有李毅、杨光、丁伟等多名国青选手。
如果能够“打包”收购火车头队，不仅能够绕开中国足协的摘牌政策（不存在让李玮锋挂牌的可能，就不会有被人截杀的顾虑），还能为深圳平安队大面积补充新鲜血液，彻底改变球队日趋老化的年龄结构，可谓是一举两得。
经过多次谈判，双方最终以900万元的价格成交。据说当时平安与铁道部谈妥所有转让条件，只用了三天时间。
“（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会整队南下深圳。”队员杨光回忆说：“在深圳平安效力那几年时间里，我过得非常开心，那也是我真正成名的地方。”